西安知名刑事辩护律师

　  长期瘫痪在床，又不想拖累家人，八旬老人只求一死了之；隔壁一七旬老翁深表同情，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帮她购买了毒药。瘫痪老人服毒后经抢救无效身亡，而“好心帮忙”的买药者却难脱干系。

　　2010年7月12日，帮助他人自杀的被告人宋某，因犯故意杀人罪一审被重庆开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4年。一审宣判后，宋某没有上诉。目前，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。

8旬老太瘫痪后想自杀

　　2007年，年近8旬的曾婆婆摔跤后从此瘫痪在床，生活不能自理。2008年7月，曾婆婆被送到二儿子杨某位于开县天和乡高兴村的家中赡养。

　　现年76岁的宋某，系杨某的邻居。因为年龄相近，几位老人经常跟曾婆婆在一起聊天。其间，曾婆婆多次表露出自己瘫痪在床不仅拖累后人，而且本人也痛苦，希望一死了之的想法。这样的说法，曾婆婆的儿子、儿媳也曾听老人提及，但他们都予以劝阻。

　　据宋某交代，他想到曾婆婆也是80岁的人了，因此对曾婆婆的想法表示理解。宋某称，2008年秋季的一天，曾婆婆曾明确提出让他帮忙购买10颗安眠药。宋某也明白曾婆婆的意思，但他表示买不到。随后，曾婆婆又让他把家里一个带绳子的篮子递给她，宋某照办了。

　　待宋某离开后，曾婆婆用嘴将绳子解下来，欲自尽。但这一行为刚好被曾婆婆的儿媳邓某发现并加以制止。

　　杨家人对曾婆婆照顾得很好。在了解到准备帮助曾婆婆自杀的是宋某后，杨家人还将宋某狠狠地批评了一顿。

　　“好心”邻居买农药助人死亡

　　在周围群众眼中，宋某是个热心人，村里发生了大事小情，总能看到他出手相助。

　　2008年11月下旬的一天，曾婆婆再次向宋某提出，给她买点农药来自杀。“看到她活着痛苦，又是多次求我了，我就心一软，答应了。”宋某交代，不久他便在邻村一店铺购买了5颗“豌豆药”(一种形似碗豆的农药)。因为该药气味刺鼻，宋某买来后还用厚厚的塑料袋将该药包好，放在贴身的口袋里。

　　尽管曾婆婆多次催促宋某将药给她，但宋某还是有些犹豫。直到12月7日那天傍晚，宋某才悄悄将已经压碎的“碗豆药”放在曾婆婆身旁的一个桌子上。随即，宋某悄然离开。当天晚上，曾婆婆吃过晚饭后，开始服毒。因为该药的气味很浓，正在厨房洗碗的儿媳闻到后，立即来到曾婆婆的房间，看到此时曾婆婆已横躺在床上，嘴里、身上还有白色的细小颗粒。

　　知道曾婆婆服了毒，儿子、儿媳立即将曾婆婆送到医院抢救。次日凌晨，曾婆婆因抢救无效死亡。

帮忙者获刑三年

　　在抢救的过程中，医生以及曾婆婆的儿媳多次问及毒药的来源，但曾婆婆却称，是从一个小娃儿手中抢来的，并阻止医生抢救。

　　关于毒药的来源，曾婆婆的说法显然不能让家人信服。这时，曾婆婆的家人首先想到的是宋某。“宋原本喜欢帮忙，哪家有事他都是跑前忙后的，可我家出事那晚，他却一声不吭，静坐在我家的台阶上。”曾婆婆的儿媳称，宋某不仅有“前科 ”，而且他当天晚上的表现有些异常。

　　曾家人随即报警。后经法医鉴定，曾婆婆系磷化物中毒死亡。

　　同年12月10日，宋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，被开县警方刑事拘留；后被取保候审。据悉，这样一起杀人案，在重庆尚属首例，全国也较为罕见。因此，开县的政法部门也相当慎重。

　　2010年6月17日，开县人民检察院经研究，认为宋某的行为已涉嫌构成故意杀人罪，向法院提起公诉。同时检方建议，宋某帮助他人自杀的杀人行为，应当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间量刑；考虑到宋某已是76岁高龄的老人，建议从轻处罚。

　　庭审中，被告人宋某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，他希望法院对他从轻判处。

　　开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生命权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，任何人未经法律许可，均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。被告人宋某明知自己提供农药的行为会帮助被害人曾某自杀，而对该危害后果持放任态度，在主观上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；在客观上，被告人宋某实施的提供农药的行为，对曾某自杀成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，与曾某的死亡后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。因此，法院认为宋某的行为已构成了故意杀人罪。

　　同时，法院鉴于被告人宋某是帮助瘫痪的被害人自杀，情节较轻，主观恶性较小，又系初犯，认罪态度较好，遂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。

检察官说法

　　在我国，自杀行为不构成犯罪，自杀未遂的，不能被作为犯罪处理，更没有处罚教唆、帮助自杀的规定。但在本案中，帮助别人自杀的宋某为何又受到刑法的处罚呢？

　　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相关部门负责人认为，帮助自杀，是指在他人已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，帮助他人实现自杀意图的行为。帮助他人实现自杀意图，通常存在两种情况：一是为他人自杀提供便利条件，例如提供针剂、药物或者其他自杀工具，而自杀行为是其本人实行的；二是基于自杀者的要求，对自杀者实施了杀人行为，使其实现自杀。后一种，法学界通常称之为“受托杀人”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有自杀者的承诺，也不能成为杀人者免责的事由，其肯定是按故意杀人罪处理。就前一种情形，通常不以犯罪论处。但如果帮助行为，客观上与他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，且主观上对自杀者死亡的发生持有希望或放任态度，因而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危害性，故应以“故意杀人罪”定罪，不过应视情节从轻或减轻处罚。

　　从本案的犯罪事实看，宋某明知曾某一心求死，给了她毒药其肯定是会自杀的，但宋某仍对曾婆婆的死持放任态度，且实施了帮助行为，故宋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，应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　　在本案中，从被告人宋某的罪名看系故意杀人，属重罪；但其为何被判处缓刑呢？承办本案的法官称，宋某应人要求帮助别人完成自杀的行为，属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情形，且宋某的认罪态度较好，可以从轻处罚。

　　对于法院的前述判决，重庆市的王成律师称，法院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非常准确，也颇具人性化，充分体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法治精神。同时，他也希望进一步提高市民的法律认知水平，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出现。

　　“安乐死”路漫漫

　　“安乐死”一词源于希腊文，意思是“幸福”地死亡，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，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。目前，全世界只有荷兰、丹麦等少数几个国家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，让安乐死合法化。如荷兰法案为医生实施安乐死做了严格而详细的规定：绝症者考虑成熟后，应自愿提出书面请求；主治医生则应向患者详细陈述实际病情和后果预测，并由另一名医生协助诊断和确诊，最后才能实施；实施安乐死的手段必须是医学方法。

　　1990年3月，被称为“中国首例安乐死案”在陕西汉中宣判；当地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让绝症母亲安乐死的被告人王某判处刑罚。该案宣判后，关于是否让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在我国司法界、医学界就一直没有中断过。据悉，从1994 年起，每年的全国两会基本上都会有关于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议案。

　　但至今，安乐死在我国仍未施行。重庆市人大代表张兴安称，不能通过主要是因为亲情、文化、伦理与现实的冲突。对于提出“安乐而死”的死者亲人来说，内心的激烈冲突超过任何旁观者。面对亲人的痛苦与无奈，是尊重他的意愿随他逝去，还是尽所有可能努力延续亲人的生命？中国传统文化从未肯定过生命自戕。从“孝”的理念而言，重病在床的老母只要三寸气在，即使回天无望，作为子女也不能任其“安乐而死”，又怎么忍心这么做？除了文化、伦理与现实的冲突是走向安乐死实践的一道屏障外，张兴安称还有技术的原因——若在中国实践安乐死，怎么防止谋杀、逃避赡养、掩盖医疗失误等问题？立法、程序化、多重相互监督制约，是实现安乐死的前提，即需要有完备、严密的法律体系来支持。

　　因此，关于“安乐死”这个难题需要时间来解决，要实现安乐死，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。E